用宗教仪式保护环境：揭秘泰国“树木剃度仪式”(6)

一种佛教的政治生态学？

以“绿色佛教”和佛教环境主义闻名的生态型佛教，表现为一种包含了多样化的来源以及表现形式的意识形态混合物。它的混合属性，显示出将其维系在一起的各种不同意识形态表现：为其提供教义内容的亚洲经文流派；欧洲与美洲的科学流派，赋予佛教客观现实的外表，这种外表适合当前围绕人类(或者如果人类不存在)对自然所产生影响的“测量”而展开的争论；最后，是给予“新时代”宗教的审美观的各种参照系。过去20年出版的关于佛教与生态之间关系的大量文献清楚地表明，这是一个在西方学术圈要远较在其他地方更加引起共鸣的主题——或者说至少直到最近是如此。情况似乎是，作为“发达的”地理文化空间的西方要比“发展中的”东方对生态议题持更加开放的态度。然而，具备强大工业能力以及在市场经济方面强劲的亚洲国家也在寻求向生态议题注入精神内容。例如，我们在日本，在“不胜惶恐”(mottainai)这一观念中可以看到这一点。它来源于佛教，与对新获得的物件所产生的积极的依恋感及由于对其使用不当而使之遭到破坏时所产生的矛盾感相对应。这一观念最早成形于13世纪，随后在江户时代(约1600—1868)运用于日常生活，并于近期被前任环境大臣小池百合子(Yoriko Koike)置于围绕生态所展开的争论的核心。虽然形成于其他时代和背景的概念被翻新来应对当代的挑战确实能象征着传统的回归，但这种情况更多显示的似乎是现代化的亚洲国家使生态“传统化”的尝试。

日本的例子在亚洲绝非唯一。最重要的是，它只是显示了这种现象的一个特殊例子。国家对生态与宗教之间的结盟予以支持确是例外，而由非政府组织发起行动才是规则。在这方面，世界银行名为《信仰与环境》(Faith and the environment)③的国际报告突出强调了亚洲社会(蒙古、中国、柬埔寨、泰国、老挝)的当地组织所做的工作，这些工作支持了旨在保护自然空间的区域倡议与国家计划，以及支持发起与环境有关的国际性会议、建立组织与生态网络等行动。这些都是一场通过宗教团体和世俗非政府组织进行生态干预这一领域的基层运动的体现，其中有佛教的广泛参与。现实中，佛教团体参与环境主义——无论发生于何地——的基础，是其代表事物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秩序采取行动的渴望，这不仅仅是对信仰与生态的协调。就此而言，佛教卷入生态领域折射的是一场本质上具有政治属性的运动和一个机缘。在实践中，绿色佛教运动是分散的，但却具有内聚力，并且因参与型佛教(engaged Buddhism)这场远远要更具可见性的运动而维系在一起。在亚洲(佛教起源地)与西方世界(它在那里已经生根)，这一运动由新的导师所引领，并产生了一种全新的经文解释学，对性别、经济不平等、政治秩序与混乱无序等议题的主张作了修正。它以积极的社会行动为基础，并公开寻求影响社会变革。“绿色”佛教与“参与型”佛教通常有着联系，因此分享了后者的超国家主义价值观(保护生态系统与社会福祉)以及跨国界的角色分配。“参与型”佛教主要是在地理上较为分散的非政府组织，通过交流与协作保持联系，尤其是依赖于参与型佛教的网络［禅和平缔造者秩序(Zen Peacemaker Order)和参与型佛教徒国际网络(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Engaged Buddhists)］。生态型佛教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其在以宗教维系的活跃社会行动的全球化方面的角色。不过，虽然这将该运动置于国家与社会之上，并使其与全球的生态文化融为一体，但是它依然依赖于地方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