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宗教仪式保护环境：揭秘泰国“树木剃度仪式”(7)

宗教与政治生态学的语境

无论这方面的倡议来自西方还是来自东方(Pandey 2008)，一般来说，起到参照“传统”作用的都只有靠那个哲学语料库。目前的争论揭示，有关某种生态伦理的存在，这一语料库本身引起了各种各样的阐释，本体论概念(佛教自其诞生以来就是一种精神层面的生态学)的支持者与那些持一种更加工具主义的观点(佛教晚近才作为战略操作起生态议题)的人形成对立。但是，经文语料库并不能代表全部传统，从其经验表现来看，这一运动内部所提出的各种倡议也反映出文化上的差异，这些差异同各种语境和传统相关，突出显示了将佛教生态学理解为一种多元性的必要性。

略带讽刺意味的是，在两大语境中(东方与西方)，生态佛教运动都是由掌握宗教权威的佛教知识人物的领导，如泰国的舒拉克·西瓦拉克沙(Sulak Sivaraksa)、十四世达赖喇嘛、德木·丹增嘉措等，他们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尤其是在西方(越南高僧一行禅师)。但是，在西方背景下——北美、西欧、澳洲和南太平洋地区——所表达的关切是那些高度工业化国家的关切，通常与国内经济或者生产经济原理相关。与此同时，“亚洲的”生态型佛教则呈现出了反映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的高度差异性的形式，在亚洲北部国家与亚洲南部国家之间存在很大的不同。它更为明确地挑战北方国家(工业化的、不顾一切发展生产)的发展模式，正如在世界上这些地区的佛教采取的立场一样。最后，由将自己描述为佛教的各种亚洲运动所倡导的生态学，不仅仅是自然主义的或者物理主义的；它也具有更大社会属性，因为围绕生态议题的相关行动从性质上也具有社会学、经济与政治的属性。解决环境问题，需要对经济发展与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的平行改变，需要工业生产资料以及获得工作、服务和教育的机会在南方与北方国家之间的再平衡。环境问题或许能够通过宗教的棱镜从理论上加以理解，与此同时，宗教传统可以反过来为抵御由亚洲国家选择的发展模式所带来的经济、社会与生态影响提供答案与策略。污染、破坏森林和大规模的城市化以及发生在印度次大陆、东南亚岛屿甚至总体来说整个亚洲大陆的社区生活环境的恶化，都是因经济转型而产生的挑战，对此，文化与宗教行为主体(尤其是佛教知识阶层中的新生代)做出了回应。这些挑战受到全球性力量的推动，但却在区域层次上加以应对。例如，在经济主要建立在森林与农业基础之上的不丹(喜马拉雅山脉的一个人口少于200万的佛教小王国)所推行的生态政策，与政治上不太稳定并且正在经历快速工业化的泰国(另外一个佛教王国，其人口与国土面积分别为不丹的33倍、11倍)实行的生态政策是不同的(Gosling 2001)。前者业已推行一项旨在保护广阔的自然地域(占其领土面积的72％)的重大计划，尤其是1987年建立了不丹“皇家自然保护协会”。而作为旅游中心的后者，却正在面对快速的森林破坏(在过去的40年中损失了其森林面积的一半)以及土地、大气和水源污染的警戒线。在这一运动的深层，我们也能看到对来自西方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与文化影响的抵制的逻辑。因此，亚洲的佛教生态学的催化剂与一种未曾直呼其名的反殖民主义相联系。从生态与政治(与单纯针对生态与宗教不同)方面分析佛教的困难之处，在于难以准确地辨识到底是什么体现了与政治的佛教化相对的佛教的政治化(在这里，生态学起到了作为对表述宗教主张的一种支持的作用)。

在呼吁采取一种以亚洲作为出发点的去中心化观点的过程中，佛教徒们宣布了生态关切在佛教中的优先性，这也与标志着20世纪生态意识兴起的各种事件以及重要会议相关。突出说明早期佛教社群与其环境之间的密切关系是相对容易的：随着修行者群体从城市中心退出，他们被大自然所包围——这一趋势在东南亚的某些佛教传统中得以保留，例如泰国的“森林僧伽”(Forest Sangha)。但是，佛教在亚洲(并且现在远远超出亚洲)的扩张也导致了提供肥沃土地的城市地域的殖民化。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可以分辨出不止一种而是两种生态学：围绕农业生产和村庄寺庙或者寺院加以组织的乡村生活生态学；在一种高度人类学化的环境中呈现出更加碎片化的城市生活生态学。虽然生态型佛教出现在西方和亚洲的知识界，然而毫无疑问的是，正是在亚洲乡村，可以看到生态佛教的某些最为显著的政治表达，最典型的包括“树木剃度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