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拆事件思考佛寺建筑“违章”谁之过？(2)

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没有悬念的“国际介入”

正在兴教寺事件胶着不下之时，从天而降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主席郭旃打破了僵持不下的局面。他给国人带来了一个貌似公正的“利好”消息：国际专家要出面了！兴教寺塔是否退出申遗，需待国际专家考察之后，由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会进行专业评估决定。接着，郭旃又“深明大义”地威胁到：“退出或更换申遗点名单，对国家和民族而言，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举动。如果坚持不拆迁，看大家可不可以接受、国际社会可不可以接受？”

听起来，兴教寺申遗已经被“国家、民族和国际社会”绑架了。想必在郭旃专家看来，反对拆迁的滔滔民意和白纸黑字的中央宗教政策都无法表达“国家和民族”的态度，唯有那正在践踏僧团人权和信仰尊严的“中国式申遗”，才足以捍卫和体现“中国式尊严”。

将是否退出申遗的决定权交给“国际专家”来决定，不但无原则地替僧团放弃了本应享有的自主权，更在用看似“公正”的假面掩盖深藏于其中的勾结合谋。

2009年,某领导讲话中说，“2005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15届大会《西安宣言》的发表、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西安国际保护中心在西安的落户……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确保申遗成功”。

确保申遗成功，这才是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及其西安国际保护中心在陕西存在的意义。根据西安国际保护中心的自我介绍，“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中国国家文物局、西安市人民政府和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为本中心的主管部门”。而这个文物部门与西安当地政府合谋炮制的保护中心主任，竟是一个如此熟悉的名字：郭旃！

在郭旃的领导下，该中心不但于2007、2009和2013年分别承办了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国际学术研讨会、丝绸之路联合申报世界遗产培训班、丝绸之路系列申遗协调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和国家文物局丝绸之路申遗工作推进会，而且，“为了更好、更快捷的完成文本的制作，使申遗文本与国际考查标准相吻合，有力推动陕西省的申遗工作，陕西省文物局特委托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西安国际保护中心制作丝绸之路(陕西段)申遗文本”、还“积极参与了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报世界遗产项目中的各项申遗工作”！

作为西安保护中心主任、一手炮制了陕西申遗文本的郭旃，不久之后又要作为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主席前来对兴教寺申遗资质进行评估了！

由这样一位文物部门和地方政府共同任用的“专家”来代表国际社会的声音，可谓是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这样的“国际介入”，我们已经可以预测到国际专家考察和最后评估的结果。这种“自己家”对“自己家”的评估，结果还有悬念吗？

郭旃的关系网： 一切官方回应均属内部操作

自兴教寺事件肇事以来，所谓“专家”和官员几乎每天都在以其学术权威性影响着民众、左右着事态的发展。不妨先来回顾一下各路专家的经典语录：

陈同滨（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理事长、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他（宽树法师）直接在撒谎！非说这个跟房地产有关，也是绝对不成立的。

向德（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西安国际保护中心常务副主任、法人代表和管理委员会委员，西安市文物局副局长）：要拆的都不是文物。

安家瑶（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理事长、中国社科院）：要拆除的是90年代建的僧舍和斋堂，灰砖的建筑与周围很不协调。

冯健（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西安国际保护中心副主任、西安市申遗办公室负责人、西安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兴教寺退出不合时宜。兴教寺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最终还是政府说了算。

童明康（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主席、理事长，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西安国际保护中心指导委员会委员）：申遗不是目的。

这些专家和官员，或以其突破下限的智商、或以其破碎一地的节操、或以其罔顾事实的脸皮，均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而无论是金蝉脱壳还是移花接木，指鹿为马还是偷梁换柱，他们在避而不谈“驱赶僧团”这个问题本质上却是出奇的一致。果然是“英雄”所见略同吗？

一个个熟悉而又零散的名字，被“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西安保护中心”和“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贯穿到了一起。看似毫不相干的各路学者和官员，居然都成了这两个神奇组织密切联系下的“一家人”。他们全方位、多角度、有侧重、有简别地分析兴教寺拆迁的势在必行，为这个盘根错节、犬牙交错的关系网的核心——当地有关部门张目。

一场各领域专家的分析论证过程，竟由集体参演的专家“剧团”合演了一出欺哄世人的大戏。到现在为止，几乎国内专家的所有说法，都是他们的一家之言；而未来所谓国际专家的说法，终究也将是他们的一家之言。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对于整个兴教寺事件的回应，就只有这一家包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