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居士将成为今后佛教的主流
我们说“居士将成为今后佛教的主流”,正是基于居士队伍业已形成和发展壮大这一客观事实。同时,这一结论的提出还有如下种种理由:
一、大乘佛教的入世精神是重建人间佛教的内在依据。有人说中国佛教“思想是大乘,行为是小乘”。就整体上讲,这种描述是对的。中国以往两千年中的佛教确实趋向于消极遁世,但大乘佛教的入世理论却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且早已深入人心。近代杨文会、太虚等人将这种宝贵精神发掘出来,努力沟通“世间法”与“出世间法”,可以说已经为人间佛教的建设作好了理论铺垫。
二、只有居士才能担当重建人间佛教的历史重任。人间佛教表现了佛教发展的社会化、大众化、生活化趋向。太虚在勾划其具体内容时说:“人间佛教,并非人离去世界或做神奇鬼怪非人的事。即因世人的需要而建立人间佛教,为人人可走的道路。以成为现世界转变中的光明大道,领导世间的人类改善向上进步。”太虚明确反对人们都出家到寺院山林里去,相反,他要求人们以佛教理念来改良社会,在人间建设净土。显然,实现这一理想,居士的身份最为合适。在太虚看来,在家的居士们从事着政治界、军事界、实业界、金融界、劳动界的各项具体工作,因而能够切切实实地将佛教的理念贯彻到社会的各个方面,这样便使国家社会民众都能得到佛法的利益。当每个人都能由菩萨道而进至于成佛,当整个人类生活都因此而“合理化”、“道德化”,人间佛教的目的也就实现了。
三、居士照样可以住持佛法。传统佛教规定,佛的四众弟子(即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中只有出家众才能住持佛法,负责仪范,在家众只是佛法的接受者与护持者。换句话说,居士不在僧团之列,不能成为弘法师,没有资格阅读戒本,当然也没有资格讲经说法。但是,近代居士们的弘法实践不仅突破了这一不平等的格局,同时也在理论上将其驳得体无完肤,如欧阳竟无曾经从大乘佛教经论中列举出十条经证,对唯许声闻为僧、居士非僧类、居士全俗、居士非福田、在家无师范、白衣不当说法、在家不可阅戒、比丘不可就居士学、比丘绝对不礼拜、比丘不可与居士叙次等传统佛教中贬抑居士的十种观念逐一进行批驳,将批判的矛头直指佛教组织制度,并大胆地提出了“居士可以住持正法”的口号。关于僧俗的关系问题,印顺法师也有自己精辟的见解。他认为过去僧主俗从这个事实导致了“佛教为出家人的佛教,学佛等于出家”的误会,致使佛教与社会相脱节。他觉得:“复兴中国佛教,说起来千头万绪,然我们始终以为:应着重于青年的佛教,知识界的佛教,在家的佛教。今后的中国佛教,如果老是局限于一衰老的、知识水准不足的、出家的(不是说这些人不要学佛,是说不能着重在这些人),那么佛教的光明前途,将永远不会到来。在这三点中,在家的佛教更为重要。”
四、在民主化时代对原始佛教的出家方式作简单、机械的模仿已不合时宜。这里,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当年释迦牟尼组建出家人僧团的真实含义。释迦生活的古印度存在着森严的等级制度——五种姓,而且他的国家也十分弱小,时常受到强大邻国的威胁。因此,追求平等是其思想中的最基本的理念。很显然,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里实现自己的平等理念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他选择了出家的方式,试图在这个不如意的社会之外重新组织一个社会来实现自己的平等主张。应当强调指出,佛陀时代,出家求道是知识阶层探求真理的普遍方式,绝无厌世主义的含义。我们毋宁说,释尊的原意是想通过出家以拒斥原有的体制和文化,从而以在原有的体制和文化之外获得的新的哲理和思想为基础来引导体制内的人们。今天,人类已逐渐步入民主化时代,采用在家途径以实现佛陀的宗教理念已成为可能。因此,如果对以往佛教出家方式作消极的理解和模仿便不合时宜了。
五、唯有大乘菩萨行——以出世心来作入世事——才能适合现代社会。这也是印顺法师的观点,他说:“大乘法中,在家菩萨占绝大多数。在家菩萨常在通都大邑,人烟稠密的地方,利益众生,弘扬佛法。如《华严经·入法界品》、《维摩诘经》、菩萨《本生谈》,都显著地记载那些在家菩萨,在社会上现身说法的种种情形。大乘菩萨道的伟大,全从入世精神中表达出来。他认为,现代社会由于物质文明的发达,已从“纵我制物”发展到“徇物制我”,迷恋世间物欲的风气压倒了少欲知足、恬淡静退的人生观。此时人天法对世道已不适用,小乘法又同世道格格不入。因此“惟有大乘法——以出世心来作入世事,同时就从入世法中,摄化众生向出世,做到出世与入世的无碍”。菩萨们深入人间各阶层,“只要有人住的地方,不问都会、市镇、乡村,修菩萨行的,就应该到处去作种种利人事业,传播大乘法音”。
六、居士化佛教中僧人仍然可以成为精神领袖。应当澄清,所谓以在家居士为主,并不意味着出家僧人地位的降低,这只是当前历史条件的必然选择。印顺法师曾要求出家众不要担心在家菩萨僧的发展,他相信,“如果出家众自身健全,深入佛法而适应众生,那一定会与在家佛教携手并进,而且在佛教中,始终会居于领导地位的。”诚如印顺法师所言,出家人如果掌握了高深的学问,具有高尚的品格和慈悲精神,他们仍然是众生的精神象征。
七、将出家修行放在人生的晚期最为可行。我们知道,古代印度的婆罗门阶层通常把自己的人生历程分为四个时期,即梵行期(学生期)、家长期(家居期)、林栖期、游行期。前两个时期大约占据人生的头五十年,主要是求学和为社会作贡献。第三个时期是在培养出家庭的继承者之后再走进寂静的森林,省察自己五十年来走过的人生旅程,完成自己的思想。接着进入第四个时期,即走出森林,四处游历,传播自己的思想。我以为,婆罗门的人生旅程对我们今天的佛教生活仍有借鉴意义。如果以上述四期来套用佛教,那么前两个时期应当以居士身份为主,一边学习,一边为社会服务。等到退休之后,再自愿出家,即过后两个时期的生活。这样做不仅和社会不冲突,而且还由于是在对社会尽职尽责之后带着丰富的人生体验来展开佛教的修习,因而对佛法的参悟大有好处。
八、佛教的居士化是一种世界潮流,这一点在亚洲各国的佛教复兴运动中尤为显著。就世界范围来说,宗教是多元的,各种宗教之间的竞争是异常激烈的。佛教必须摆脱狭隘的禁欲主义,采取丰富多彩的传教方式,方能具有相应的竞争能力。
总之佛教居士化是佛教立足现代社会的唯一途径,也是宗教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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