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是现实和严酷的，外交部长罗文幹即使谈梦，也是现实的：“政府能统一全国，免人说我无组织。内争的勇敢毅力，转用来对外。武官不怕死，文官不贪钱。”
大夏大学教授梁园东：“我梦想中未来的中国，包含下列几种元素：第一，我梦想我们的社会，成为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社会……我们现在什么都依赖政府：让他‘强’我们，要他‘富’我们，而政府内说是要富要强必先‘训’我们（此指国民政府的“训政”，1931年5月通过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编者注）。但是结果上他们又觉得孺子不可教，以为非管束住我们，他们不能干。然而社会是管束住了，政府还是干不好……第二，如果政府是不得已的，那么我就梦想一个政府，他至少是一个不怕人讲话的政府。……怎样才能有这样一个政府？我梦想它。”
与教授们相比，艺术家则比较悲观。小说家巴金答道：“现在的这种环境中，我连做梦也没有好的梦做，而且我也不能够拿梦来欺骗自己。‘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总感到冷，觉得饿，我只听见许多许多人的哭声，这些只能够使我做噩梦。”在回答“梦想的个人生活”时，他说：“我的希望是什么？自由地说我想说的话，写我愿意写的文章，做我觉得应该做的事，不受人的干涉，不做人的奴隶，不受人的利用，靠着自己的两只手生活，在众人的幸福中求得自己的幸福，不掠夺人，也不被人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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