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世界上研究藏学的学者大概都知道北京有个“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即他们口中的CTRC(ChinaTibetologyResearchCenter)。作为中国国家级的藏学研究专门机构,它的存在无疑不容忽视,但当下的国际藏学研究早已呈多元发展、全面开花的趋势,世界上早已经没有一个像当年意大利学者图齐(GiuseppeTucci,1894-1984)一样的绝对的学术权威,也没有一个绝对强势、足以号令世界的藏学研究中心,所以,CTRC要真的成为今日世界藏学的中心,一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我看来,如果中国有意打造一个世界级的藏学研究中心,那么就应当首先致力于培养出一批世界级的藏学研究人才,并建立可以超越美国已故的GeneSmith先生凭一己之力而创建起来的“藏传佛教资料中心”(TBRC)的一个藏文图书资料中心。
中国藏学和西方藏学在哪些问题上存在着分歧?这种分歧在多大程度上是“政治化”的?如果撇开政治不谈,您怎么看双方在学术上的分歧?
沈卫荣:藏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中国和西方之间本来不应该有啥不可调和的分歧,两者之间的差别应当只是学术关注点的不同、学术方法的差异和学术水准的高低。但是,由于受国际政治的影响,当下的中国和西方藏学界在很多问题上确实存在着十分严重的分歧,它们深刻地影响着双方之间正常的学术交流,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藏学研究的进步。眼下闲人闲谈藏学或许是一件很有格调的事情,但一位专业的藏学研究者谈西藏或者藏学,反倒可能是一件很容易引起误解、引起争议,甚至是十分危险的事情,因为说不定就会有人给你扣上一顶帽子。在以往很多年中,即使在学者之间,中西双方也难进行理性对话。当下国际政治和西方在西藏问题上的话语霸权对中国藏学研究的一个最明显的影响是,中国的藏学家绝大部分都在研究西藏历史,特别是西藏和历代中央政府关系史,而很少有人用心研究藏传佛教、艺术、社会,很少有人整理和研究藏传佛教文献,造成了学术资源的巨大浪费和学术研究的偏颇。事实上,西方人根本不关心中国学者对西藏历史的研究成果,讨论西藏历史问题总会按照他们自己的逻辑和理解信口开河。
说到中西方藏学研究在学术上的主要分歧,我认为是中国的藏学研究者普遍缺乏良好的语文学(Philology)训练,这或许也是中西学术间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分歧,而语文学恰恰是西方现代学术的基础。应该说藏学是一门入门的门槛比较高的学问,它至少要求从业者有藏语文、梵文或者汉语文的训练,还要求他们对佛教学和宗教研究有基本的了解。还有,藏学是一门国际化很强的学问,中国的藏学家开始任何一个课题的研究,首先必须要有能力了解和吸收西方、日本藏学界的相关成果,然后还要有能力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用西方共通的学术语言,用符合西方现代学术规范的方式表达出来。而目前的现状是,中国的藏学家中很多人或者不懂藏文、或者不懂汉文(梵文)、或者不懂英文,要求他们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和西方、日本那些接受过长期和严格的语文学训练的藏学家用西方人的学术语言来比拼,这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不言而喻。
语文学训练对于藏学研究之重要自不待言,去年德国汉堡大学藏学教授、不丹裔藏族学者多吉旺秋先生来人大国学院交流,他在给学生上课时多次强调不要以为自己是藏族、藏语文是自己的母语就一定可以成为一位优秀的藏学家,如果缺乏足够的语文学训练,藏族也不见得一定就能够读懂古藏文文献。最近读到英国著名藏学家DavidSnellgrove(1920-)先生的一篇文章,介绍曾任国际藏学会主席的桑木丹·噶尔迈先生(SamtanKarmay,1936-)如何进入欧洲学界的传奇经历,读后颇为感慨。1960年代初,在美国洛克菲勒财团的资助下,欧美、日本很多所著名的大学都在“流亡”藏胞中挑选了一批优秀的藏族学僧,把他们带进这些国际一流的学术机构深造、工作,以推动国际藏学研究的发展。然而,今天看来,噶尔迈先生差不多是那批被选中的优秀藏人学者中硕果仅存的一位有世界级影响的优秀藏学家,而其他被选中者最终都没有成为能与西方学术传统接轨的藏学大家,可见即使在藏族学者中培养出一位优秀的藏学家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噶尔迈先生曾先后受教于Snellgrove、石泰安(RolfStein,1911-1999)等欧洲学术大家,1961年就到了英国,却到1985年年近五十岁时才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获得博士学位,他以其渊博的知识和扎实的语文学训练,在苯教和藏传佛教宁玛派研究中作出了无人能企及的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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