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图片来源：资料图）
前人论及唐太宗与佛教之关系，历来有二说：一谓太宗弘赞佛教，如欧阳修曾责其“牵于多爱，复立浮图”(《新唐书》卷二《太宗本纪》)；一谓太宗实不以信佛见称。对唐太宗和佛教之关系的看法，何以大相径庭？盖因有关史料往往有相互矛盾之处，于是就见仁见智，各持一说了。其实，这些史料之间的矛盾，并不在于对同一事实记载上的出入，而是客观地反映了唐太宗对待佛教的态度本身存在的种种矛盾。概而言之，一为太宗对佛教的政策在他一生中前后有矛盾，二为太宗对佛教的信仰和政策有时又有矛盾。因此，只有全面深入地分析产生这些矛盾的原因，才能得出比较确切的结论。
有唐一代奉行儒、佛、道三教并存的政策，唐太宗正是这一政策的奠基人。但三教并存不等于三教并重，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唐太宗和他的子孙们对儒、佛、道是时而有所偏爱的。在唐太宗统治期间，他时而表示“己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贞观政要》卷六)；时而宣布“先道后佛”；但在更多的时候，他似乎对佛教寄注了更多的热忱。
在隋末的战乱之中，佛教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阻碍，“诸寺湮灭，不可目见”，“佛寺僧坊，并随灰烬；众僧分散，颠扑沟壑”。李唐开国以后，限于当时的经济条件，也对佛教的发展作了一定的限制，如武德九年，唐高祖接受傅奕的意见，颁布了《沙汰僧道诏》。但是太宗继位后，立即宣布废止这一诏令。开始“度僧立寺，广事弘持”，为佛教的振兴颇费心血。贞观三年，太宗诏令全国普度僧尼，诸州有寺之处共度僧尼三千。同年，为报母恩，舍旧宅通义宫为尼寺。以后又陆续修建了不少佛寺。贞观元年至十年，太宗亲自敕建的佛寺就有普光、慈德、弘福等十余处。贞观三年还下令恢复隋朝设在大兴善寺的译场，命印度和尚波颇主持译经；中国沙门慧乘、慧赜、慧净、法琳等十九人助译；并命大臣房玄龄、杜正伦、萧璟等监护勘定。贞观六年，译成《宝星经》、《般若灯》、《大庄严论》等佛典三部共三十五卷。太宗敕写十部，并命大臣李百药制序。此外，太宗又在宫廷内外大兴佛事：或为超度祖先，召僧尼设斋祈福；或因风雨失时，命僧尼诵经行道。而每次佛事完毕，都要大量布施。《续高僧传》卷二二《玄琬传》载：他在贞观初年先后为皇后六宫授戒，“授纳法财，日逾填委”。
唐太宗的崇敬佛教，对当时一些上层僧侣的优礼，如贞观六年(632)，太宗诏请华严宗初祖杜顺进宫，下殿亲迎，赐号“帝心”，以致宫廷上下对杜顺礼敬如佛。贞观九年(635)，佛教律学大师智首死，太宗敕令为他举行葬礼，由朝廷供给葬具，命房玄龄、杜正伦等大臣亲往吊祭。总览贞观初的十年间，唐太宗对佛教的政策是积极扶持。有的学者认为太宗“所修功德，多别有用心”。此说固然不是毫无道理，但如果太宗对佛教并无信仰，恐怕也不会有此番用心吧。自佛法东来后，并不是每个帝王都利用佛教的形式“忧五谷不登”，“申孺慕之怀”，或为“圣朝点缀”的。应该说，这一时期唐太宗对佛教的政策是和他的信仰一致的。
太宗的少年时代正是佛教风靡全国的时期。其时，隋文帝、隋炀帝父子笃信佛教，“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隋书》卷三五《经籍志》)佛教的影响已经广泛地渗入到社会各阶层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当时崇佛已经成为朝廷内外的一种普遍风气。李氏这个大贵族家庭当然也不会例外。大业二年(606)，九岁的李世民患目疾，他的父亲李渊曾亲自到长安草堂寺拜佛，以求保佑。李世民疾愈后，李渊即造石佛一尊，送入寺内供奉。这些在李世民幼小的心灵里不能不打下烙印。后来他始终念念不忘儿时的这段经历，曾亲自撰诗赞颂草堂寺祖师鸠摩罗什，表达对前代高僧的崇敬和追念。李世民在参与其父建立唐朝的过程中又得到过佛教方面的支持。武德四年(621)，在围攻据守洛阳的王世充这一关键性战役中，嵩山少林寺僧志操、慧旸、昙宗等主动协助破城，并俘获王世充的侄子仁则。这种特殊关系使他不能不对佛教产生某种特殊的感情。因此，他在登位之前就和佛教僧侣交往密切，《续高僧传》卷三《慧赜传》载，武德年间，慧赜和三论宗吉藏法师辨难，李世民“亲观论府，深相结纳，拟为师友”。此外，他与慧休、慧乘、明瞻、智实、法顺等人的交往，也见于《僧传》。
社会和家庭的影响以及个人的经历，使唐太宗产生了对佛教的信仰。他曾经多次表白过自己的这种信仰。在《弘福寺施斋愿文》里，他自称“皇帝菩萨戒弟子”，发誓“惟以丹诚，皈依三宝”。表示自己平生的终极信仰是“愿心悟无为，神迁妙喜。策绀马以入香城，蹑金阶而升宝殿。游玩法乐，逍遥净土。永荫法云，尝餐甘露。疾证菩提，早登正觉。”在《大兴善寺钟铭》里，他又自称是“金轮天王”的化身，而今降生帝王之家，是要普度众生，使“云和之乐，共法鼓而同宣；雅颂之声，与梵音而俱远。”“希声旦发，键槌夕震。莫不倾耳以证无生，入神而登正觉。”唐太宗对佛教实行的扶持政策使唐初的佛教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起来。被战火焚毁的佛寺重新修复，在战乱中流散的僧尼又回到寺院，大规模的译经事业得到重兴，佛教各宗派相继创立。贞观年间，全国寺数已达三千七百十六所。“天下僧尼，数盈十万”。这虽不及隋代的僧尼数目，但当时全国人口“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那也已经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了。总之贞观时期佛教已得到相当的恢复和发展。
有些史学家在谈到唐太宗对佛、道的不同态度时，似乎很少分析就认为始终是先道后佛。其实，直到贞观十一年(637)为止，李世民从来没有偏爱过道教，他曾明确表白过：“自有国以来，何处别造道观？凡有功德，并归寺家。国内战场之始，无不一心归命于佛。今天下大定，唯置佛寺。朕敬有处，所以尽命归依。”(见《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这是贞观初唐太宗并不重视道教的明证。
贞观十一年，唐太宗颁布《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以后，他对佛、道的政策才发生了变化。这位“皇帝菩萨戒弟子”突然一反常态，宣布“自今已后，斋供、行法、至于称谓，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诏下之后，在社会上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沙门智实、法琳、法常、慧净等伏阙上书，要求太宗收回成命。太宗令中书侍郎岑文本宣敕严戒，众僧只得忍气吞声。唯有智实仍向太宗力争佛教的地位，结果遭杖责放还。贞观十四年，道士秦世英指控法琳著论毁谤皇室，太宗遣刑部尚书刘德成等下法琳于狱按问。法琳被判流徙益州，病死在流放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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