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二十年，玄奘将所译佛典五部及《西域记》奉表上闻，太宗亲自答书，奖誉有加。贞观二十二年，太宗披览玄奘所进新译《瑜伽师地论》，对侍臣说：“朕观佛经，譬犹瞻天俯海，莫测高深。法师能于异域得是深法，朕比以军国务殷，不及委寻佛教。而今观之，宗源杳旷，靡知涯际，其儒道九流之典比之，犹汀滢之池方溟渤耳！而世云三教齐致，此妄谈也。”(《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六)随即敕令秘书省缮写九部，分发雍、洛、并、相、荆、兖、杨、凉、益九州，以“展转流通，使率土之人同禀未闻之义”(同上)。又亲撰《大唐三藏圣教序》，称颂佛教“微言广被，拯含类于三途：遗训遐宣，导群生于十地”(同上)。以后太宗对佛教愈发护持情深。应玄奘之请，令京城及天下州寺各度五人，弘福寺五十人，仅这一次就度僧尼一万八千五百余人。同年，为长孙皇后新建慈恩寺成，又度僧三百，请高僧五十人入住。别造翻经院，请玄奘移居翻译，并任上座职。玄奘移住之日，太宗及皇太子、后妃等于安福门楼亲执香炉临送，仪式非常隆重。观礼者数万人。唐太宗直到临死前仍和玄奘谈论佛法，问因果报应及西域先圣遗迹。深以相见之晚，不得广兴佛事为叹。
征辽失败后，唐太宗对佛教的信仰弥深，其实并不仅仅在于玄奘的影响，而是由于推行休养生息政策的结果，促进了社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使贞观后期封建经济开始出现繁荣局面，国家和寺院在经济上的矛盾已暂时趋向缓和。使他打消了在这方面的顾虑，可以允许佛教的发展。同时，国内逐步安定之后，唐太宗开始留意经营西域。西域诸国大多信奉佛教，玄奘西行途经这些国家受到盛情接待。西域诸国由玄奘闻知唐土佛法隆盛，无不仰慕备至，纷纷遣使入朝。尤其是当时统一了北印的戒日王数度遣使，贞观十五年命李义表及王玄策等报聘，这种形势自然会使唐太宗对佛教格外重视。
我们在分析了唐太宗对佛教政策的前后变化及其原因之后，不难看到所谓“三教并用”，其前提和基本倾向则是奖挹佛法。只在政治需要和思想信仰发生矛盾时，唐太宗对佛教的政策才稍背其信仰。这只能表明唐太宗作为一个封建政治家的高明之处，而决不能由此得出他不信佛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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