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净宗印光大师行业记

中兴净宗印光大师行业记

 
　　真达 妙真 了然 德森等敬述

　　师讳圣量，字印光，别号常惭愧僧，陕西郃阳赵氏子，幼随兄读儒书，颇以圣学自任，和韩欧辟佛之议，后病困数载，始悟前非，顿革先心，出世缘熟，年二十一，即投终南山南五台莲华洞寺出家，礼道纯和尚薙染，时清光绪七年辛巳岁也。明年于陕西兴安县双溪寺，印海定律师座下受具，师生六月即病目，几丧明，后虽愈，而目力已损，稍发红，即不能视物，受具时，以师善书，凡戒期中所有写法事宜，悉令代作，写字过多，目发红如血灌，幸师先于湖北莲华寺充照客时，于晒经次，得读残本龙舒净土文，而知念佛往生净土法门，乃即生了脱生死之要道，因此目病，乃悟身为苦本，即于闲时专念佛号，夜众睡后，复起坐念佛，即写字时，亦心不离佛，故虽力疾书写，仍能免强支持，及写字竟，而目亦全愈，由是深解念佛功德不可思议，而自行化他一以净土为归，即造端于斯也。

　　师修净土，久而弥笃，闻红螺山资福寺，为专修净土道场，遂于二十六岁（光绪十二年丙戌），辞师前往，是年十月入堂念佛，沐彻祖之遗泽，而净业大进。翌年正月，告暂假朝五台，毕，仍回资福，历任上客堂香灯寮元等职，三载之中，念佛正行而外，研读大乘经典，由是深入经藏，妙契佛心，径路修行，理事无碍矣。年三十（十六年庚寅）至北京龙泉寺为行堂，三十一（十七年辛卯）住圆广寺，越二年（十九年癸巳）普陀山法雨寺化闻和尚，入都请藏，检阅料理，相助乏人，众以师作事精慎，进之，化老见师道行超卓，及南归，即请伴行，安单寺之藏经楼，寺众见师励志精修，咸深钦佩，而师欿然不自足也。二十三年丁酉夏，寺众一再坚请讲经，辞不获已，乃为讲弥陀便蒙钞一座，毕，即于珠宝殿侧闭关，两期六载，而学行倍进，出关后，由了余和尚，与真达等，特创慧莲篷供养，与谛闲法师，先后居之，未几，仍迎归法雨。年四十四（三十年甲辰），因谛老为温州头陀寺请藏，又请入都，助理一切，事毕南旋，仍住法雨经楼，师出家三十余年，终清之世，始终韬晦，不喜与人往来，亦不愿人知其名字，以期书一夜弥陀，早证念佛三昧。

　　然鼓钟于宫，声闻于外，德厚流光，终不可掩，民国纪元，师年五十有二，高鹤年居士，取师文数篇，刊入上海佛学丛报，署名常惭，人虽不知为谁，而文字般若，已足引发读者善根，逮民六年（五十七岁）徐蔚如居士，得师与其友三书，印行，题曰印光法师信稿，七年（五十八岁）搜得师文二十余篇，印于北京，题曰印光法师文钞，八年（五十九岁）复搜得师文，再印续编，继合初续为一，九十两年，复有增益，乃先后铅铸于商务印书馆，木刻于扬州藏经院，十一至十五年间，迭次增广，复于中华书局印行，题曰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夫文以载道，师之文钞流通，而师之道化，遂滂浃于海内，如净土决疑论，宗教不宜混滥论，及与大兴善寺体安和尚书等，皆言言见谛，字字归宗，上符佛旨，下契生心，发挥禅净奥妙，抉择其间难易，实有发前人未发处，徐氏跋云，大法陵夷，于今为极，不图当世，尚有具正知正见如师者，续佛慧命，于是乎在，又云，师之文，盖无一语无来历，深入显出，妙契时机，诚末法中应病良药，可谓善识法要，竭忱倾仰者矣。当初徐居士持书奉母，躬诣普陀，竭诚礼觐，恳求摄受，皈依座下，师犹坚持不许，指徐母子往宁波观宗寺皈依谛公，民八年，周孟由兄弟奉庶祖母登山，再四恳求，必请收为弟子，师观察时机，理难再却，遂为各赐法名，此为师许人皈依之始，而文钞亦实为之缘起也，师之为文，不独佛理精邃，即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五伦八德等，儒门经世之道，不背于净业三福者，亦必发挥尽致，文义典雅，所以纸贵洛阳，人争请读，由是而慕师道德，渴望列于门墙之善男信女，日益众多，或航海梯山，而请求摄受，或鸿来雁往，而乞赐法名，此二十余年来，皈依师座之人实不可以数计，即依教奉行，吃素念佛，精修净业，得遂生西之士女，亦难枚举，然则师之以文字摄化众生，利益世间，有不可思议者矣。

　　师之耳提面命，开导学人，本诸经论，流自肺腑，不离因果，不涉虚文，应折伏者，禅宿儒魁，或遭呵斥，即达官显宦，绝无假借，应摄受者，后生末学，未尝拒却，纵农夫仆妇，亦与优容，一种平怀，三根普利，情无适莫，唯理是依，但念时当叔季，世风日下，非提倡因果报应，不足以挽颓风而正人心，人根陋劣，非实行信愿念佛，决不能了生死而出轮回，故不拘贵贱贤愚，男女老幼，凡有请益，必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之实事实理，谆谆启迪，令人深生憬悟，以立为人处世之根基，进以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之坦途要道，教人切实奉行，以作超凡入圣之捷径，虽深通宗教，从不谈玄说妙，必使人人皆知而能行，闻者悉皆当下受益，此即莲池大师论辩融老人之言曰，此老可敬处，正在此耳。因师平实无奇，言行合一，所以真修实践之士咸乐亲近，致使叩关问道者，亦多难胜数，且师以法为重，以道为尊，名闻利养，不介于怀，民十一年（六十二岁），定海县知事陶在东，会稽道道尹黄涵之，汇师道行，呈请大总统徐，题赐悟彻圆明匾额一方，赍送普陀，香花供养，极盛一时，缁素欣羡，师则若罔闻知，有叩之者，答以虚空楼阁，自无实德，惭愧不已，荣从何来等语，当今竞尚浮夸之秋，而澹泊如师，实足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若道若俗，获益良多。

　　师俭以自奉，厚以待人，凡善信男女，供养香敬，悉皆代人广种福田，用于流通经籍，与救济饥贫，但权衡轻重，先其所急，而为措施，如民十五年（六十六岁），长安被困，解围后，即以印文钞之款，急拨三千圆，托人速汇振济，凡闻何方被灾告急，必尽力提倡捐助，以期救援。二十四年（七十五岁），陕省大旱，得王幼农居士函告，即取存折，令人速汇一千元助急振，汇后，令德森查帐，折中所存仅百余圆，而报国寺一切需用，全赖维持，亦不介意，二十五年（七十六岁），应上海护国息灾法会说法时，闻绥远灾情严重，即对众发表，以当时一千余人皈依求戒等香敬，计洋二千九百余圆，尽数捐去，再自发原存印书之款一千圆为倡，及回苏，众在车站迎接，请师上灵岩一观近年景象，犹急往报国，取折饬汇讫，而后伴众登山，师之导众救灾，己饥己溺之深心，类皆如是。魏梅荪，王幼农等居士，在南京三汊河，发起创办法云寺放生念佛道场，请师参加，并订定寺规，继由任心白居士，商请上海冯梦华，王一亭，姚文敷，关絅之，黄涵之等诸居士，开办佛教慈幼院于其间，一一皆仗师之德望，启人信仰，而得成就，且对慈幼院之教养赤贫子弟，师益极力助成，其中经费，由师劝募，及自捐者，为数颇钜，即上海市佛教会所办慈幼院，师亦力为赞勷，至其法施，则自印送安士全书以来，及创办弘化社，二十余年，所印各书，不下四五百万部，佛像亦在百万余帧，法化之弘，亦复滂溥中外，综观师之一言一行，无非代佛宣化，以期挽救世道人心，俾贤才辈出，福国利民，而其自奉，食唯充饥，不求适口，衣取御寒，厌弃美丽，有供养珍美衣食，非却而不受，即转锡他人，若普通物品，辄令持交库房，俾大众共享，决不自用，此虽细行，亦足为末世佛子矜式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