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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知就要犯错误
1967年底或1968年初的一天，我收到一封从中央文革小组“办信组”转给江青的信。信是北京某电影制片厂的一位女演员写来的，信很长，有上万字。信中，这位女演员讲了她的从艺经历，说她也曾经叫过“江青”这个名字，解放后就改了；又说，她有一些存款，愿意作为党费交给组织；再说到她在“文革”中受到的冲击，以及赞扬江青等等。
这个女演员写信无非是希望江青为她说句话，以减轻或免除她正在受到的冲击。我以为写信的人会和江青有什么关系，怕处理错了，负不起责任，于是在信上附了一张条子：“江青同志：这封信中有您的名字。”但是我误会了，这位写信人以及她写的内容和江青根本没有什么关系。
第二天，江青派人把我叫到会议室，当着戚本禹、姚文元的面，板着脸，把信往桌子上一摔责问我：“为什么要把这封信送给我?目的是什么?”我吓呆了，低头一看，原来是这封信不该送给她。我胆怯地说：“我怕来信人和您有什么关系……”江青怒气冲冲地说：“无知!无知就要犯错误，就要犯罪。你不知道我到延安后就没动过窝?你拿郭沫若的《洪波曲》来看看!”当时我确实借来了郭沫若的《洪波曲》看，上面讲，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文艺界的一部分人去了武汉、重庆，一部分人去了延安。江青就是属于去延安的，但上面并没讲到她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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