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丧葬习俗考

众所周知，蒙古族以畜牧业为主要生产方式。在历史上，由于长期处于居无定所，即“逐水草而居”的状态，这种特定的生活方式必然要影响到其对丧葬的态度和作法，形成了丧事一贯遵循从简的习俗。

在1l世纪以前，蒙古族先世的丧葬仪式与邻近的乌桓、鲜卑、契丹诸族大体相同。据史书记载，乌桓人死，须将死者生前所乘马及所用衣物一并焚烧，至亲“有哭泣之哀”。鲜卑人死，亦有将“生时车马器用皆烧之”的习俗。“死则潜埋，无坟垄处所”。契丹人“死亦无棺椁，惟以毡裹其尸葬之中野纵马践其上”。蒙古人当时作法亦大同小异，据《黑鞑事略》载，蒙古人死，“其墓无冢，以马践蹂，使为平地”。另据明初叶子奇所撰《草木子》载：“元朝宫里，用（木+完）木二片，凿空其中，类人形大小，合为棺，置遗体其中，加髹漆毕，则以黄金为圈，三圈定，送至其直北园寝地，深埋之。国制不起坟垄，葬毕，以万马蹂之使平，杀骆驼子其上，以千骑守之，来岁春草既生，则移帐散去，弥望平衍，人莫知也。欲祭时，则以所杀骆驼之母为导，视其踯躅悲鸣之处，则知葬所以。”可谓重回自然，返朴归真。而生前所用物品一并焚烧的习俗，据传，成吉思汗崩，亦以此法安葬，并将所葬之地围之，使树木丛生，渐成密林，不解辨墓在何树之下。其后裔数人，亦葬于同一林中，命干人守之。大汗尚且如此，当时蒙古普通百姓之葬仪更是一向简朴。据叶子奇《草木子》载：蒙古人认为，“夫葬以安，遗体既安，多赀以殉，何益?”生动体现出其崇尚自然、不事奢华的传统。认真想来，此种丧葬方式益处很多：首先是深葬，对草原植被无破坏，不影响放牧，且不留痕迹，“人莫知也”，以致元朝建立之前蒙古诸位大汗及其他贵族之墓地，至今很少为后人所发现；另外，草原缺医少药，居住分散，条件艰苦，最怕瘟疫流行，而死者生前所用物品皆焚之，无论是否因疾病而死，均不致于传播扩散；再者，讲求实际，蒙古人认为，生前应尽量享受生活，患病时家人应尽量予以照顾以减少痛苦，而死后葬礼则应从简，不崇尚“多赀以殉”。

大凡事物皆在变化之中。蒙古人之葬仪，历经元、明、清三代及民国直至当今，凡数百年矣。岁月变迁，沧海桑田，丧葬形式及理念与当时已多有不同。虽在某些方面仍留有原来葬仪之有益部分，但亦渐渐引入和借鉴了周边诸民族不少做法。其优劣评价实难一言以蔽之。就蒙古族的传统丧葬方式——野葬而言，古代蒙古人此种葬法为将尸体送至野外，《蒙古秘史》云其“勿露其骨”、《草木子》云其“深埋之”。此举当属上佳之法，而后来随着历史的演进，蒙古人逐渐形成了3种主要葬法，即天葬、火葬和土葬。

有清一代，蒙古王公贵族死后，殡葬仪式须按清制，程序甚为讲究。首先是由家人亲属以布帛把死者尸体裹严，纳于棺椁之中，在王府放置3年或7年，谓之停柩。在停柩期间叠石造屋，藏棺其中，谓之陵。并设户常住陵旁，称守陵户。守陵户之多少，乃根据死者之地位，皆有定例。如亲王为10户；郡王、固伦公主为8户；贝勒、贝子、和硕公主、郡主为6户；镇国公、辅国公为4户。一般官吏若无功于朝廷者，皆不得有守陵户。现内蒙古各地所见到的蒙古王公陵寝，墓主多属清朝以及民国时期亡故的王公贵族。

蒙古人原多信仰萨满教，认为万物有灵，故而容易接受多重信仰。从他们的殡葬仪式中就能体味出上述特点。在他们的殡葬习俗中，既能找到蒙古人传统的影子，也存在着受喇嘛教影响的做法，还有不少是明显受其他民族风俗习惯影响的部分。一般而言，属于蒙古人传统的做法多比较纯朴。受喇嘛教影响的部分则具有较多的宗教色彩，如请喇嘛念经超度，向寺院及喇嘛赠送牲畜、布帛、钱财以及其他物品为死者祈祷等皆属此类。不少地方的蒙古人，长辈死后要守孝和祭七以及祭百曰，即长辈死后每七日一祭，直至七七四十九日为止，其间不剃发、不饮酒、不作乐、百日内不宴宾客，此举与汉族的守孝极为相似，乃受汉族儒家文化影响所致，是不同文化间相互借鉴、吸收乃至融合的明证。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蒙古族人民的殡葬仪式，在继承本民族丧葬仪式传统之合理部分的同时，又逐渐增加了更多科学、卫生、文明的内容。火葬方式曰益普及，越来越多的地区建立了火葬场和殡仪馆，已改变了过去在死者身上涂黄油露天火葬的做法。土葬者亦有之，多将死者安葬于家族墓地之中。在城市，葬于公共墓地也越来越普遍。死者遗体和遗物的处置方法也更为科学。缅怀哀思的形式和时间也更讲求文明，如为死者开追悼会、安葬后每年春季到陵地扫墓、缅怀先辈的功绩美德，以鼓励子孙后代继承长辈勤劳、节俭的传统等等。

抚今追昔，一个英雄的民族像夸父逐日一样，一直在追逐着文明的曙光。从葬仪这种最为古老的习俗的演进方面，就能深深体味出这种进步。我们坚信，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将无往而不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