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虽然儒家殡葬伦理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厚葬左右着中国殡葬的导向，但世间事物总是相辅相成的，墨家的薄葬伦理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殡葬伦理思想的另一朵奇葩。
墨家的殡葬伦理思想主要以墨子为代表。墨子（约前468－前376）姓墨名翟，战国初期鲁国人，但其一生的活动范围远远超出鲁国，前后到过宋、齐、魏、楚等国，还在宋昭公时做过宋国大夫。墨子是稍后于孔子的又一位享有盛名的思想家，他所创立的墨家，是当时唯一可以与儒家相抗衡的学派，因而与儒家齐名，时称“儒墨显学”。
墨子是先习儒而后非儒。据《淮南子·要略训》记载，墨子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但“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糜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抛弃儒学，另创新说。
墨子认为儒学“厚葬糜财而贫民”而另创新说，他力主薄葬。《孟子·滕文公上》云：“墨之治丧也，以为其道也。”张舜微先生在《周秦道论发微》中也说：“墨子之学，与儒家异趣，其持论尤与儒者不同而致后世讥弹者，则在短丧薄葬。然细绎墨子殡葬之说，实亦有为而发，盖墨子目视当时天于诸侯淫侈用殉之酷，不胜愤嫉，欲以其弊。”
墨子的薄葬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墨子·节葬》中。从《墨子》节葬下篇来看，墨子的薄葬思想是以利民思想作为出发点的。墨子认为，一切加重人民负担而不能给人民带来利益的事情不能做。这也就是他在《节用中》所说的“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费为”的思想。他极力主张统治者要像古代圣王一样，在宫室、饮食、衣饰、婚丧、舟车以及兵甲等方面，“制为节用之法”，使王公贵族等人的消费有一定的限度。遵守这个限度，符合“节用”的要求，是“天德”；反之，超过了这个限度，就是奢侈。而奢侈挥霍，就会侵害百姓的生存权，造成严重的恶果：“使其民劳，其籍敛厚，民财不足，冻饿死者，不可胜数也。”（《墨子·节用上》）墨子还将这种奢侈浪费、挥霍民财的行为，称之为“厚措敛乎万民”，“亏夺民衣食之财。”（《墨子·非乐上》）
基于这种利民思想和节俭观念，墨子对当时提倡厚葬并认为这是符合仁义和孝道的人进行了驳斥。他在《节葬》下篇说：
“今逮至昔者，三代圣王既没，天下失义，后世之君子，或以厚葬久丧，以为非仁义、非孝子之事也。曰：二子者。言则相非，行即相反。皆曰：吾上祖述尧、舜、禹、汤、文、武之道也。而言既相非，行即相反，于此乎后世之君子，皆疑惑乎二子者言也。若苟疑惑这二子者言，然则姑尝传而为政乎国家万民而观之，计厚葬久丧，奚当此三利者。我意若使法其言，用其谋，厚葬久丧，实可以富贫、众寡、定危治乱乎？此仁也，义也，孝子之事也。为人谋者，不可不劝也。仁者将（求）兴之天下，谁贾而使民誉之，终勿废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谋，厚葬久丧实不可富贫众寡、定危理乱乎？此非仁、非义、非孝子之事也。为人谋者，不可不沮也。”
墨子认为，在往古三代圣王已死的今天，天下丧失了义。后世的君子，有的人为厚葬久丧为仁、义，是孝子（应该做）的事；有的以厚葬久丧为不仁、不义，认为不是孝子（应该做）的事。这两种人言论相攻，行为相反，但是都认为自己“是上法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大道。”所以后世的君子对二者的说法感到很疑惑。如何消除人们的疑惑呢？墨子主张可尝试把他们的意见广泛地实施于治理国家和人民，从而加以考察，衡量厚葬久丧到底是否符合“富、众、治”这三种利益。如果厚葬久丧确实可以使贫穷的人变富有、使得不到支持的君主得到大家的支持，可以使危害安、乱者治，这就是仁的、义的，那就确实是孝子应做事，应该勉励孝子去做。仁者自然会宣扬厚葬久丧的观念，从而使得老百姓也赞誉这种观念和行为，而且永不废弃。但是假使依照他们的说法，采用他们的计谋，结果却是厚葬久丧根本不能够使贫者富、寡者众，不能够使危者安、乱者治，这就是不仁的、不义的，不是孝子应该做事情，替人谋划者也自然要阻止他去做。仁者也将谋求除掉它，废弃它，并使人们非难它，不再厚葬久丧。
这说明墨子薄葬理论是以厚葬久丧是否合于国家或天下之“三利”――“富贫”、“众寡”、“定危治乱”为准则的。如果合于这三利，便是仁、义、孝子之事，值得提倡，使其永久不废；反之，如果不符合于“富贫”、“众寡”和“定危治乱”这三利，则不是仁、义、孝子之事，应该加以禁止，永远废弃。由此可见，墨子提倡薄葬的用心或立场是在国家或天下的万民之利上。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