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清明而作

　　 清明,特把旧事整理成文,祭祀在天的父母。

     一直不敢去想，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我该如何捱过。但真的就到了这一天，日子也就这么过。母亲走于2008年10月28日下午16点16分，上路前，我哆嗦着要为她合上双眼，但依然半睁着，仿佛对世间还有无限的依恋，而大半年来，母亲口不能言，手不能抬，我们只能从她眼角上挂着的泪滴，去揣测她的思想，却无法感同身受她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从那天开始，我的手指一直冰凉着，是母亲最后留给我的体温。
     送走母亲，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和父亲相依相伴的日子，每天都在倒计时。为了压抑自己毫无理性汹汹而来的悲伤，埋头苦读叔本华的《论生命悲剧哲学》，“生命的悲剧多半是虚构出来的，性格忧郁的人所要克服的不幸和苦难，远远不如那些无忧无虑乐观开朗的人所面临的困难和疾苦真实”，“由于想像的力量以及在思想范围内所具有的鲜明生动的特性，加上那些令人不快的事情，痛苦忧虑的情绪还会被恣意的夸大”。本身要面临的已经很多，只知道必需以充分的现实感投入生活，没有时间反复疗伤，轻声问自己，“准备好了吗”。
     父亲拒绝化疗，而能做到的，仅仅是暂时略为减轻肌体上的痛苦，而这所有的努力对病痛本身无济于事，一切的一切，只想让父亲最后能走的安详。父亲常常在沙发上一窝就是一整天，不能改变姿势。家里养了一只鹦鹉，确切地说，是只剩下了这一只，总不肯呆在笼子里，会想方设法地逃出来，在家里活泼地飞来飞去，喜欢落在沙发上，歪着头看着父亲，父亲伸出手，他就蹦蹦跳跳地蹦到了父亲掌心里，长时间互相沉默着，用眼神传递着彼此的落寞。后来，鸟儿不见了，发现时却还奋力保持着飞翔的姿势。不忍心告诉父亲真相，只说鸟儿飞走了，父亲不多问什么。2008年的年末，在终日的惴惴不安中，总有说不出的不安和焦虑。
    父亲虚弱到了极点，终于还是决定住院，医生问，“你的意见呢？”我说，“如果实在不行，退一万步，能再过一个团圆年”,医生低头不语。多事之秋，母亲一去不返，父亲一病不起，在经历现实剧烈地颠沛后，更多是在捕捉远处隐约闪烁的微光，对生命，变得加倍的敬重和惊服，对正在发生的一切，更加旁观和独立。
    这是2009年的春节，热闹是人家的。我们在父亲面前刻意地忙碌着，夸张地欢喜着，不敢留下一点点空闲。父亲开始想“家”，无限神往地看着窗外，一次次地诉说，“回家多好嘛，把窗户都打开，让清醒的空气都进来”，我们静静地等待着，知道结果马上会来。三个月前，送走母亲，叮嘱她老人家要把那边的“家”置办好，想来，在那边什么都好。
    死亡如期而来，一刹那，分明听到身后有一扇大门，正轰然关上，我成了天地间没爹没娘的孤儿。
     每个春天，注定是从冬天开始。
    走在三月的街头，阳光打在脸上，仍然寒气逼人。
   这是最平常的一天，急匆匆地奔忙，握紧自己的心事，握紧关于昨天的隐痛，挥之不去的忐忑，永远不再可能弥补的遗憾，挣扎后，最后的妥协，象一部陈旧的电影，沉郁、灰白的起伏，是让人喘不过气的悲壮。
   忘记，是为了更轻松地出发，除了前进的脚步，没有什么可以轻易再让我回头。我要安静地趟过生活的细流与暗涌，坐在夕阳殆尽的屋顶，吹着口琴，把轮回转世演绎出一个美好的结局。
   身体里奔腾的血液，是父母的存在，总会有一天，还能再回到他们身旁，承受他们慈爱的目光，亲切地拂过我的脸，发现我的成长。


  “故园肠断处，日夜柳条新”，旧事不复再提，就此搁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