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父亲季羡林(节选)

成仁之举

　　1995年2月，父亲写了一篇《1995年元旦抒怀——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李铮看过以后，建议父亲不要发表，但父亲不听李铮的劝阻，坚持要公诸报端。这篇文章虽短，却气势磅礴，势如破竹。文章用隐晦的语言把事实略去，用明确的文字抒发悲愤之情，用激昂的声调表白自己已经成仁，用带着苦涩的语气为自己的成仁而欢呼。 

　　这篇文章，一般人是看不懂的，读来犹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后来，《季羡林传》的作者似乎识破了玄机，说文章是“在平静的语调背后，涌动着滔天的巨浪。在模糊的词语中，有着深邃的内涵”。巨浪与否，姑且不论，但这篇文章的深邃内涵，局外人的确是很难了解的。父亲在文章里说，他幻想自己成为一个悲剧性的人物，而在无意中用 “遗弃了别人”的办法实现了。他心中的悲剧，又“决不是人世中的小恩小怨，小仇小恨”，或者说是那种“能够激起人们的同情与怜悯、慨叹与忧思的悲剧”。这样说来，父亲说的当然就是一种大恩大怨，大仇大恨，用他的话说是一种“能净化人们灵魂的古希腊悲剧”。因此，为了这种大恩大怨、大仇大恨而能成仁，的确应该无怨，当然应该“快哉”了。 

　　由此可见，当时父亲对这一事件的看法，有多么严重；对他自己的这一壮举，有多高的评价和自豪。当然，那时父亲只看到悲剧能净化灵魂，并且甘愿做悲剧式的人物，求仁得仁，但他却没想到既然自己制造了这一悲剧，自然也要吞食这一悲剧的后果。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确被迫吞食了自己酿造的苦酒，时间之长竟达十几年。不过后来，在一个不算太晚的时候，阴差阳错，竟然乾坤颠倒，破镜重圆，悲剧谢幕，喜剧重演。这是后话。 

　　那么，先来说一说，父亲在文章里指的“大恩大怨、大仇大恨”究竟是什么。这一点是许多好心的读者最为关心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实际上父亲在文章里已经点明，只不过局外人难以猜度罢了。答案就是他所说的“遗弃”。 

　　在文章的前面，父亲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英国作家哈代在他的小说《还乡》里讲述的故事，老母亲被儿子遗弃；一个则是父亲自己实际上遗弃了自己的母亲。现在，他又通过遗弃别人而达到了成为悲剧式人物的目的。他遗弃了谁呢？文章里并没有点明。我这里可以告诉大家，事实上就是父亲遗弃了我，遗弃了他唯一的儿子，遗弃了那时还活在世上的唯一的直系亲人。父亲遗弃自己的儿子终于使自己成仁，遗弃了当时季家在国内除父亲之外的唯一成员，使季家彻底分崩离析，这当然带有悲剧性，而且对一个家庭来说，的确是个大的悲剧。 

　　那么，现在我就来说一说父亲所谓的“遗弃”是怎样一回事。 

　　从近处说，事情的爆发是在1994年2月8日（农历12月28日），那天我和父亲发生了一场争吵。当时春节临近，母亲住院里已经两个多月了。为了过节，我和何巍媳妇李庆芝、小阿姨一起，把母亲住的客厅打扫干净，稍加布置。我们花了大半天时间，从早晨一直干到下午四点，非常劳累、疲惫。 

　　我们刚刚结束工作，准备做晚饭，父亲从对面书房走了过来。他对我们整理好的房间，不屑一顾，劈头就问：“我的花哪里去了？”他找的是一盆君子兰，是楼上的人家丢下来，被我们拣了栽在盆里的。收拾屋子的时候，我们知道父亲怜惜那些被遗弃的花，就把它搬到对门那个单元他的书房里去了。阿姨说放在对面屋子里了。父亲立即去找，但没找见，回来冲着我问罪：“谁把我的花扔了？！”我这时正在厨房做饭，听见父亲在堂屋里发威（这是从未有过的），实在忍耐不住，便对庆芝说，如果他要再问，我可就要说话了。庆芝劝我忍耐。 

　　这时，父亲果然跑到厨房里来追问我。我没能忍住，便说了一句气话：“我把它扔了（实际上并没有扔）。”他勃然大怒，说：“谁给你的权力扔我心爱的东西？！”我见来者不善，便说：“是老天爷。” 我当时想，老天爷总比父亲老子的权力大吧。父亲顿时语塞，脸胀得通红，激动地吼道：“这是我的家！我不指望你养老。”我当时一愣，心想怎么扯到这上面来了。我说：“我有心养你的老，也一直是这么干的，累死累活地干了几十年了。”父亲说：“那是你自己愿意！我早就看透了你。你干的都是为了你妈！咱俩的关系就到此为止。”我反问他：“我妈是谁？她是你的夫人。我们从来没有把我妈和你分开。”正争吵间，李铮来了，他不知事情的原委，见状十分吃惊，就劝解一番。这时，父亲的怒火略有遏制，说：“我人老了，难免说错话。”我说：“说错了，我并不在乎。”这时阿姨已经把花搬过来给他过目，但争吵已经发生，于事无补了。 

　　第二天是除夕，晚上我包好了水饺，准备好了菜肴，但父亲余怒未消，拒绝用餐，躲到邻居家去了。每年初二例行的亲友聚会也无法举行，几十年的惯例就此终止了。年初三，在李铮的撮合和参与下，我与父亲交换了意见。我检讨了我的态度，并把老祖、母亲、姐姐和我对他的一些意见告诉他。我说，他说的那些话，犹如在我的心上插了几把刀，我感到万分痛苦和伤心。父亲又重复说，人老了，说些气话、过头话，不要当真。他承认在许多事情上有对不住老祖和母亲她们的地方。 

　　事情到此告一段落。但是，当时我并不明白，他为什么会突然对我兴师讨伐，不明白那时父亲对我究竟有了什么意见。不过后来事情的发展说明，这件事的发生的确不是偶然的，那时父亲一定是对我有了很大的意见。可是，究竟是什么意见呢？是什么意见能在他心里铸成我们父子之间的所谓大恩大怨、大仇大恨，而竟至不能克制终于发作呢？

后来我逐渐明白了，父亲对我有意见，并不是为了别的事情，更不是有些人分析的因为我和家里的小保姆相好，而是不满于我对母亲的厚爱和孝敬。 

　　多少年来，父亲在家里总是鹤立鸡群一般，显得有点孤高和寡。他总是沉迷于自己的治学和研究，在感情和亲情上与家人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层隔膜。就是这层隔膜，使父亲内心里总是存在着“孤立”的感觉。 

　　父亲是一个情感细致、敏感而且内向的人，哪怕一件细微的事情，都会触动他的这根神经。譬如，一次他自己更换床单，之后颇觉伤感，竟至暗暗流泪，感叹无人关照。实际上，我姐姐经常替他更换床单，换洗衣服。有时父亲不让姐姐换，理由是嫌换得过勤会把衣物洗坏了。他常对阿姨说，衣服穿不坏都洗坏了。姐姐自然也常常替叔祖母和母亲更换衣物，父亲就会感到冷淡了自己，心里就不愉快起来。父亲有这种自外于家庭的内心情结，就使他在感情、亲情上很难完全融入家人之中。日久天长，日积月累，父亲内心里积攒了不少姑且称之为感情“创伤”和扭曲了的心理。 

　　我和姐姐越努力孝敬叔祖母、母亲，当然也包括父亲在内，父亲的心里就越觉得不是滋味，“醋”味也就越浓。母亲重病住院期间，我不遗余力地加以照顾，似乎使父亲觉得我冷淡了他，他拿不准母亲去世后，我是否能够如同对待母亲那样对待他直到最后。父亲脱口而出的那两句话“我不指望你养老”，“你干的都是为了你妈”，就说明了他当时的心态。 

　　从远处讲，我们对父亲的意见，无非是觉得他对家里人太吝啬，太小气，太冷淡。他在外面表现得越慷慨，越大方，越热情，我们的这种感觉就越明显。叔祖母曾私下里对我们说，父亲对外人亲，对家里人冷。我母亲也说，父亲里外不分，对外大方，对家里太抠门。虽然他们对父亲有意见，但真说起来，也不过是一些小恩小怨，他们对父亲绝谈不上有什么大仇大恨；虽然也有大恩大惠的事，可是我们家里人在那些问题上，却一点也不含糊地支持父亲。譬如他向国家捐献贵重文物、书籍，向家乡捐钱盖小学，向党组织捐稿费等，我们都支持。我们从来没有仇恨过他，甚至连抱怨也没有。我和姐姐私下议论说，人都是一样，对里对外总是有差别的。一般人是对里亲近，对外疏远；对家人大方，对外人小气。父亲却恰恰相反。在这一点上，他与常人不同。对父亲的这种表现，我们虽然不赞同，但也没有表示强烈的反对。我和姐姐认为，这可能是父亲对自己的家庭没有感情的结果，是可以理解和应该体谅的。 

　　我们因争吵而和解。父亲破天荒地做了自我批评。这以后，我一如既往，跑医院，伺候父亲，忙工作。可是，近十个月后，1994年12月4日，他突然在母亲去世前两天的时候，走到住处外面，对正在洗车的我说：“你很聪明。今后你不要来北大了。等你母亲去世后我再找你谈。”我当即明白了他的意思，立刻离开了他的家。母亲还住在XX校医院，我每天从很远的地方来看护她。 

　　看来，父亲就是用这样的办法“遗弃了别人”，从而实现了他做悲剧性人物的宏大愿望。所以，他对这个在“无意中得之”的硕果，真是得意地喜形于色，连呼：“岂不快哉！岂不快哉！”父亲通过遗弃别人，而成为悲剧性的人物，真是他一生中最大胆的事、最勇敢的行动，也是最最超乎父亲性格之外的事。对我来说，是绝对难以想象的，如果我的叔祖母、母亲、姐姐在世的话，也一定会认为父亲发了疯。 

　　但是，令人吃惊的是，这样勇敢的事，不久之后他又做了一件。就是他以超乎寻常的魄力，容忍别人把追随他几十年的秘书李铮排挤走。这是两件绝对超乎父亲寻常的事。他以这两件事“求仁得仁”，他认为他已经实现了成为悲剧人物的幻想了。岂不知，正是这两件事使父亲在以后十几年里受尽了苦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无情的现实把他那既悲哀但听起来又颇为浪漫的幻想彻底粉碎。当然，几年后，生活的现实迫使他改选更张，开始深刻反省事情的原委和后果，总结出做人和人生长路的极为重要的许多真知烁见，这也许可以说是因祸得福。 

　　但是，若真的谈到什么“悲剧性的人物”，在我们家里岂止父亲一人。可是，为什么他硬要把这顶桂冠戴在自己头上？又为什么对这顶桂冠如此欣赏。我以为，他给自己戴上这顶桂冠是想说明，在我们这个家庭里只有他是一位弱者，他之所以成了“悲剧性的人物”又都是别人造成的，只有他一个人为家庭而牺牲，他的命运最悲惨，他的生活最值得同情。 

　　其实，在我们家，除了他之外，悲剧性的人物很多。叔祖父母是不是悲剧性的人物？父亲的母亲是不是？我母亲是不是？德国的伊姆加德为他终身不嫁是不是？我姐姐是不是？至于我，不敢高攀，不敢附庸风雅。我只敢说，对父亲，对季家，我是仁至义尽的，但决不敢说已经求仁得仁，更何况成仁了，也不敢说我是什么悲剧性的人物。公平地说，我们家每一个人身上都有悲剧性的成分，至于谁已经成了悲剧性的人物，谁要为此负责，我说不好。 

　　从父亲的角度来看，全家只有他一个人成了悲剧性的人物，而且大发感慨，这本身就是很片面的。就拿母亲来说，如果她有父亲那样的知识水平，她写出来的散文，其悲剧色彩决不会在父亲之下。而我的姐姐，已经够得上悲剧性的人物了，如果能活到那时，她可能不会去写散文，但肯定早就和父亲摊了牌，结果也会成为被遗弃者（散文《哭婉如》不就遭遗弃了吗？），成为更加悲剧性的人物。 

　　公平地说，季家本来就潜藏着巨大的悲剧性，我们这一家就是悲剧式的一家，这是历史造成的，这是社会的悲剧，不是某个人能担当这一责任的，也不应该把责任归到某个人的身上，更不要某个人自己宣称独吞了这一苦果。为了避免悲剧的发生，或者减弱它的悲剧色彩，应该靠大家的努力。在我们家，开始大家都做了努力，叔祖母、母亲和姐姐应该说是做到底了，但不幸的是，父亲和我没能坚持到底。在这一点上，我有责任，但父亲难道可以辞其咎吗？在这一点上，我和姐姐是不能原谅他的。 

　　母亲去世后，父亲对人说，他的存单没有到期，而我竟逼他拿钱给母亲付住院费，还赠我“身败名裂，众叛亲离”（后者就是“孤家寡人”的意思）八个字。事实上，从母亲住院到她去世都是我付的住院费，我从没有向父亲要过钱。母亲住院当然要花钱，母亲住院期间，他把钱捐给山东老家，我什么也没说，我尊重他的选择，根本没有逼过他。只是有一次我们在湖边闲谈，他问起住院费的事，我报告说已经花了X 万元了。过了一天，他给了我几张存单，总数不到一万元，都是没到期的，没有他的身份证根本取不出来——这就叫逼他了。母亲去世后，父亲说，本来他应该承担全部费用，现在他只肯出一半。 

　　至于那八个字，当然事出有因，我将要另加说明，这里暂且不表。不过，从这八个字可以看得出，父亲对我是多么地痛恨，他要判我的“死刑”，真的可谓大仇大恨了。过了许久，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信里重述了家人对他的那些意见，表白了我对季家的忠和孝，解释了我某些行动的原因并为之辩护，也针对有些人的作为说了八个字：“冠冕堂皇，男盗女娼”。我说这话完全不是针对父亲，而是另有所指。父亲看了之后大怒，以为我是在说他，也就是儿子骂老子了，当然属于大逆不道，说他这一辈子还没有人侮辱过他，现在却受到了儿子的侮辱。他还把这封信交给了北大党组织。 

　　就这样，父亲用他果断的“遗弃了别人”的行动，最后把季家彻底摧毁了，完成了他的成仁之举，先于我成了一个孤家寡人。只落得，家就是他，他就是家。“求仁得仁”，“悲剧性的人物”，都实现了，他创造了人间奇迹，确属应该庆贺：“快哉！快哉！”

天意难违

　　2006年9月，我从朋友处得知，李玉洁于8月6日突发脑溢血，病倒在父亲的病房里。虽然李玉洁不是我们家的成员，可是这一事件却很重要。据说，李玉洁病倒的消息，受到了封锁，这给人以神秘的感觉，也不太好理解。李玉洁的病倒，给我的感觉似乎是一代君王的贴身太监的去位，有点要改朝换代的味道，要不为什么还要封锁消息呢。 

　　我联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女人在一位男性垂暮之年或行将就木时的作用。通常，一位男人在他进入人生末期的时候是需要有人照顾的，特别需要女性的照顾。如果他的夫人去世又没有孝顺的子女尽责关照，于是便需要另外一位女性的照顾和关怀（由男性照顾的较少）。在这种情况下，也总是会有一位或几位女人及时出现，满足这样的需要。这好像也是市场经济，有需就有供，而且总的说来供大于求。这种情况，对一般老迈男人都是相似的，而对于那些有地位、有钱财的男人更是如此。 

　　不过，这种现象可以分作几类。一类是，男人早有打算，在自己进入老年时期之前或之时就为自己准备好了陪伴的人，那一般都是一位即可心又可靠的女人；一类是，原来就有可心人在旁，并不需要临时抱佛脚；第三类，也是最令人同情的，就是平时毫无准备，而临时抱佛脚的。 

　　第一类的，不用费力寻找，就有现成的案例在；第二类的，也是不难举例的；第三类的，很不幸，父亲就是其中的一位。说不幸，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固然会遇到好人，但却也为一些投机分子提供了机会。投机分子介入一个家庭的后果是很可怕的。 

　　但是，话说回来，投机分子之所以能够进入，关键还得有人准允。准允的人多半就是老态龙钟的男人本人。男人，特别老男人在这个时候，判断能力是极有问题的。他们往往青红不分，皂白不辨，人家几句话，几个举动，就可以获得他的信任和接纳。一旦如此，后果难料，后悔莫及，前例极多，不容大意。 

　　我不知道，父亲对李玉洁的病倒有什么反应，但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大概不会有什么明显的表现，不外乎表情沉重，少言寡语，而决不会唏嘘流泪，沉痛伤感。当然，如果会有一篇散文发表，那李玉洁这几年的奉献也就物有所值了。之所以如此，重要的原因是父亲在和李玉洁相处的后期，对李的图谋已有所了解，或者说已不像早期那样把她看成一位无私的志愿者了。 

　　据说，李玉洁在病情稍有好转的时候，除了仍旧把持着看护父亲的大权之外，还硬撑着去病房看望了父亲几次，从现有的照片来看，场面似乎也还感人，李玉洁已经言语不清，行动不灵，父亲似乎也没有多少话可说，只是都有些激动罢了。据说，父亲曾经给李玉洁写过苏轼的几句词，好像是：“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让她“身体力行”。是抚慰，是感叹，抑或是怜悯，还是劝告？李玉洁可以有自己的理解，我却无从猜度父亲的真实所指。 

　　一段时间以来，李玉洁便有意给人造成一种感觉，似乎她已经成为父亲的夫人了。在和父亲的诸多合影里，为了表现这种意图，她摆出来的那种姿态看了着实令人作呕。于是有的记者在报道里，竟然就把她称作季羡林的夫人，而李玉洁在接电话的时候，竟也大言不惭地说她就是季夫人。据我看，父亲对李玉洁的这种图谋应该早有觉察，只是糊涂在外，明了在心而已。 

　　父亲是处理恋爱和婚姻的高手，怎可能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完全陷到这样一个女人的泥坑里？！所以，到了这个时候，李玉洁应该明白是她应该离开父亲的时候了，父亲也自知到了自拔和自我解脱的时候了，在这种情形下，父亲对她加以抚慰和劝告，难道不是很正常的吗？所以，无论怎样留恋不舍，殷勤看望，李玉洁也不能再像往常那样为所欲为了，她多年来所努力以求的各项目的，只能随之成为泡影。 

　　李玉洁的病倒，很多人认为是天意使然。似乎父亲可以从受人控制的状态下解放出来，结束长久与亲人好友的隔离状态，恢复自由之身。然而事情并不尽如人意，因为接替李玉洁工作的那位女人（又是女人），竟完全继承了李玉洁的那一套，甚至变本加厉。这样，父亲的处境就没有什么变化，父亲和外界的联系也没有什么改变，和近亲、朋友们的联系也没有什么不同，也就是说基本上都还是保持原样。 

　　我和父亲的关系当然也没有变化。这使我认识到，造成这种状况并希望维持这种状况的人，倒真的不是只有李玉洁一个人。两位秘书都这样做，这也是非同寻常的。但是，后任秘书之所以继续李玉洁的一切做法，究竟是为什么，这曾经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事。然而，从表面上看起来，父亲似乎是继续容忍这种情况的存在，一切并无变化。现在看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父亲容忍李玉洁对他的至亲的隔绝，是建立在李玉洁给他制造的一个假象上的，那就是他唯一的儿子拒绝和他改善关系，亲人们也早就冷淡了他。 

　　但也有人不这么看，他们认为，父亲从赞赏李玉洁到后来变成了害怕李玉洁。他虽然在后来对李玉洁的所作所为有所醒悟，可是慑于李玉洁的慈威，不敢违抗从而仍采取姑息态度。至于这位后任秘书仍然执行前任秘书的做法，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那纯粹属于她个人的事情。当然，到李玉洁生病，后任秘书也已经干了若干年了，父亲对李玉洁以及后任秘书的表现和缘由均有比较客观的评价，在他的心里，除了对于儿子对自己的态度上不摸底外，已经酝酿着一个计划，要彻底打破受人控制和摆布的状态，只是实现的条件尚未成熟，难以付诸实行罢了。 

　　少数有幸见到父亲的近亲（虽是近亲，但住地远离北京）后来对我述说，他们在和父亲交谈时，每当谈到亲友，特别提到儿子季承时，后任秘书总是立刻粗暴打断，说不能谈这些，季先生不愿意听。因此，许多亲友极力劝我设法打破这种封闭隔绝状态，顺应天意，实现父子的团圆。 

　　面对这种情况，我对自己发问，难道事情就要这样无限期地拖下去吗？难道为人子嗣，想恪尽孝道，求父子团聚，实现家庭和睦，有什么不妥吗？为什么有些人就是要阻拦我们呢？今生今世我们父子的团聚难道真的就没有希望了吗？

天无绝人之路，人心思和，天意难违。2008年10 月下旬，突然爆出了一件“季羡林藏品被盗卖”事件。举报人张衡在拍卖市场购得多幅上款是季羡林的画作，于是怀疑有人盗出了季羡林先生的珍贵收藏。他认为季羡林先生处境危险，呼吁人们给以重视，并决定向北大和公安局报案。稍早的时候，还发生了后任秘书被辞退，张衡和蔡德贵被委任为助手的事情。一时间，舆论沸沸扬扬，莫衷一是。 

　　我完全不知根底，依然身处局外。大概是在10 月底的一天，张衡派人给我办公室送去了一套复印材料，其中有他拍购的字画以及父亲写的几张便条。11 月3 日下午，我与张衡见面。他向我介绍了近期发生的种种情况并声称父亲处在危险之中，希望得到我的支持。我仔细看过他给我的复印材料，觉得他买的那些画恐怕都属于假造，连赝品都不是。第二天，我就打电话告诉他我的判断。由于张衡已经得到了李玉洁的一些证词，说明其中确有真品，所以张衡对我全盘否定的意见难以接受。但是，由于我与父亲隔绝已久，不了解情况，不能提供什么帮助，纵使心急如焚，也只能隔岸观火，爱莫能助。因此，真画乎，假画，流失乎，没流失，一时难以定论。就在这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11 月初的一天夜里，张衡打电话给我说，父亲在医院里的护工小岳要和我通话，并把她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我。我立刻拨通了她的电话，她告诉我，后任秘书已经不来医院了，张衡和蔡德贵也没有管事，那时在医院的父亲基本上处于无人照料的状态，急需有人看护和处理各项事务，特别是自己的亲人。她经过了解，知道季先生有儿子，不明白为什么不让人家来照看自己的父亲。她征求父亲的意见，问，儿子要来看你，你让他来不？父亲说：“儿子真的要来，我欢迎。让他来！” 

　　小岳心急如焚，连连敦促我尽快去医院。这真是出人意料。父亲的召唤使我十分激动，这时我猛然意识到，原来父亲正在期盼着自己，或许已经期盼了很久了。我思前想后，觉得父亲这样决定，实在体现了他的勇气，也是他的大智大慧的表现。这是绝处逢生，别无选择， 

　　但更是顺从自然，回归人伦，更可以说是他一个充满勇气的举动！这才是真正的“求仁得仁”！这是才是天意难违，人性难违。这才是世事沧桑，变幻有定。 

　　我和小岳商定于11月7日上午去医院会见父亲。小岳嘱咐我一定要带一些季先生喜欢的家乡吃食，因为他实在厌倦了医院的饭菜。11月6日晚，我和妻子小马赶制了两样济南家乡饭菜懒龙和十香菜，随后我彻夜未眠，脑海里总是翻腾着明日上午会见父亲可能发生的一切。我设想了对父亲要说的话，以及父亲可能的各种反应。但我终归不能肯定那究竟会是一种什么情形。难呀，十几年隔绝，人在咫尺，心各一方，意气指使，互不相让，为人利用，后果难耐，一旦相逢，如何言语。 

　　第二天上午，我带着准备好的家乡济南小吃，怀着如进考场一样惴惴不安的心情到了301 医院。小岳替我办好了并不合规定的进院证，唐师曾、蔡德贵、李小军诸位也设法和我一起进了医院。当我走进父亲住的2号楼403病房的时候，只见父亲端坐在一张小桌后的沙发上，神情静穆，略显紧张。我立即走上前去，在小桌前向父亲磕了三个头。然后我走近小桌旁的椅子，未敢就坐，说道：“爸爸，我给您请罪来了。”接着我听到了十三年来父亲的第一句话，“你何罪之有啊，这些年，何尝不是天天想念呀”。 

　　我说：“我现在还是给李政道先生做助手。他和你一样是个工作狂。” 

　　父亲说：“工作狂好，当懒人，没有出息。” 

　　我又说：“以前也想来看你，就是进不来，以后就好了。” 

　　父亲说：“父子团聚是人之常情，不希望我们团聚的人是不正常的。” 

　　我说：“十三年来，我每天上下班都经过医院，也专门来过医院多次，就是进不来！” 

　　父亲说：“为什么有这么多障碍？我了解一点，但不懂。” 

　　我说：“十三年了，我很想念父亲。” 

　　父亲说：“我没有年的概念，但我知道时间是很长了，太长了！” 

　　这时，我激动得不禁泪流满面，但旁边有人提醒我不要失态，于是我把带去的食品请父亲过目。这两样食品是父亲非常熟悉的，也是非常喜欢的。他看后说，很久没吃过这种东西了。据小岳说，午饭时父亲吃得特别高兴。 

　　接着，父亲谈起了偷画的事情。他说，他几年前就觉察有人偷画。他们当着你的面叫爷爷，背后就偷你的画。不用成立什么调查组，很清楚嘛。他又说，有人甚至要毒死他，因为他死了就没事了。又因为他知道得太多了。 

　　我们谈了很多。他询问了在北京的各位亲属的状况，特别关心我五舅和五舅母的情况。在得知他们还健在的时候，他说很不容易，因为他们一位已经93岁，另一位也已是90高龄了。我告诉父亲，他们非常想念他，很想来看望他，可是不但没有来成，连在父亲面 

　　前提到他们都不允许，甚至蛮横地说哪里有这门亲戚。随后，我们又谈到济南的诸位亲友，谈到在国外的孙子、孙女和外孙子三家的情况。我告诉父亲，所有近远亲属，都十分关心他的病情，很多人都要来看望他。父亲听后非常高兴。到此时， 父亲在别人挑拨忽悠之下， 在自己脑子里形成的“亲属无情论”，以及对我的那些中伤诬陷，全化为乌有，所谓冰释前嫌，不过如此。 

　　我向父亲报告，已经和前妻离婚，和马晓琴结婚并于去年7 月生下一个男孩。我说，小马是个很好的孩子，她知道关心体贴人，知道孝顺父母，知道节俭。她文化水平虽低，但是人品好。她非常怀念和父亲相处的那几年，很想能够再来伺候父亲。父亲随即询问了小孩有名字了没有。我告诉父亲，小家伙取名“宏德”，用的家谱上的名字。父亲对这个名字很赞同，说这个名字很好。又问我是不是还上班，现在住在哪里。我都如实相告。父亲显得特别满意和舒心。 

　　我们谈话的时间很长。父亲想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想说的话也太多了。在随后八个多月的时间里，父亲和我谈了很多，很多。我将把这些谈话记述在下面的章节里。 

　　十三年隔绝，父子重逢，人伦回归，可以见证一个真理：天意难违，人性必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