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死亡疑案鲁迅逝世是否与日方有关?

七月十二日，魯迅日記雲：“下午須藤先生來診並注射訖。”治療暫告一段落。但十五日日記即雲：“九時熱三十八度五分。”同日致曹白信(注明“魯迅口述，許廣平代筆”)雲：“注射於十二日完結，據醫生說：結果頗好。但如果疲勞一點，卻仍舊發熱，這是病弱之后，我自己不善於靜養的原故，大約總會漸漸地好起來的。”十六日日記：“下午須藤先生來診並再注射。”魯迅再次陷入“還不能離開醫生”的境況。十七日，魯迅致許壽裳：“弟病雖似向愈，而熱尚時起時伏，所以一時未能旅行。現仍注射，當繼續八日或十五日，至邇時始可定行止，故何時行與何處去，目下初未計及也。”

　　七月二十三日，魯迅日記：“下午須藤醫院之看護婦來注射，計八針訖。”治療又告一段落。同日致雅羅斯拉夫普實克：“我因為今年生了大病，新近才略好，所以從八月初起，要離開上海，轉地療養兩個月，十月裡再回來。”行期由“本月底”推遲到“八月初”了。

　　八月一日日記：“上午邀內山君並同廣平攜海嬰往問須藤先生疾，贈以蘋果汁一打，《珂勒惠支版畫選集》一本。即為我診，雲肺已可矣，而肋膜間尚有積水。衡體重為三八。七啟羅格蘭，即八五。八磅。”二日致沈雁冰：“注射已在一星期前告一段落，肺病的進行，似已被阻止﹔但偶仍發熱，則由於肋膜，不足為意也。醫師已許我隨意離開上海。但所往之處，則尚未定。先曾決赴日本，昨忽想及，獨往大家不放心，如攜家族同去，則一履彼國，我即化為翻譯，比在上海還要煩忙，如何休養？因此赴日之意，又復動搖，惟另覓一能日語者同往，我始可超然事外，故究竟如何，尚在考慮中也。”同日致曹白：“我的病已告一段落，醫生已說可以隨便離開上海，在一星期內，我想離開，但所向之處，卻尚未定。……總之，就要走，十月裡再談罷。”這是魯迅病情最樂觀的一段時間了，已經說“在一星期內，我想離開”﹔但“赴日之意，又復動搖”——具體原因，他講得明明白白。

　　魯迅去世后不久，黃源在《魯迅先生》一文(載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日《文學季刊》第一卷第一期)中所述，與此正相符合：“那時天氣漸漸熱起來，他本想七八九三個月往日本去養病。起初想到鐮倉，那裡須藤先生有熟人，可以就近照料，但覺得離東京太近，怕新聞記者繞纏。后來想到長崎，有一天我去，看見書桌上放著兩本《長崎旅行案內》之類的旅行指南書。但在長崎沒有熟人，他覺得住Hotel太貴，住‘下宿’或租‘貸家’又太麻煩。‘那時我要一天到晚給他們(指家裡的人)當翻譯了。’他說。‘我想告雨來幫忙吧，她暑假裡在東京反正天熱，不讀什麼書，有些事情她可幫許先生應付。’我說著。……‘不，她從東京趕去路太遠，過些時再說罷。’他婉辭謝絕了。”所提到“雨”即許粵華，筆名雨田，黃源當時的妻子，正在日本留學。

　　八月七日，魯迅致曹白：“我還沒有走，地點和日期仍未定，定了也不告訴人，因為每人至少總有一個好朋友，什麼都對他說，那麼，給一個人知道，數天后就有幾十人知道，在我目前的景況上，頗不方便。信件也不轉寄。一者那時當停止服藥，所以也得更減少看和寫﹔二者所住的地方，總不是熱鬧處所，郵件一多，容易引人注意。”同日致趙家璧：“我的病又好一點，醫師囑我夏間最好離開上海，所以我不久要走也說不定。”但就在這一天，日記雲：“往須藤醫院，由妹尾醫師代診，並抽去肋膜間積水約二百格蘭，注射Tacamol一針，廣平，海嬰亦去。”自此先是須藤助手錢君，繼而須藤自己每日來注射，魯迅又復“不能離開醫生”了。

　　八月十三日，魯迅致沈雁冰：“說到賤體，真也麻煩，肺部大約告一段落了，而肋膜炎余孽，還在作怪，要再注射一星期看。大約這裡的環境，本非有利於病，而不能完全不聞不問，也是使病纏綿之道。我看住在上海，總是不好的。”同日日記：“夜始於淡[痰]中見血。”病情更嚴重了。

　　八月十六日，魯迅致沈雁冰：“轉地實為必要，至少，換換空氣，也是好的。但近因肋膜及咯血等打岔，竟未想及。楊君夫婦之能以裝手勢貫徹一切者，因兩人皆於日語不便當之故也。換了我，就難免於手勢急中開口。現已交秋，或者隻我獨去旅行一下，亦未可知。但成績恐亦未必佳，因為無思無慮之修養法，我實不知道也。倘在中國，實很難想出適當之處。莫干山近便，但我以為逼促一點，不如海岸之開曠。”則赴日本的念頭並未完全打消，而日本之外，他始終沒有明確說出一個打算去的地方。

　　八月二十日，魯迅致趙家璧：“待到去信轉輾遞到，他寄回信來，我又不在上海了，……我想在月底走，十月初回來。”次日日記：“下午須藤先生來注射，於是又一環畢，且贈鬆魚節三枚，手巾一合。”但二十三日日記雲：“九時熱七度八分。”二十五日致母親：“男病比先前已好得多，但有時總還有微熱，一時離不開醫生，所以雖想轉地療養一兩月，現在也還不能去。到下月初，也許可以走了。”這是魯迅最后一次預計出行時間